袁保恒（1826-1878）这个名字知道的不多，但袁世凯的名字众所周知。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叔父，曾任清廷刑部侍郎，他对袁世凯早期求学、从政，发挥过重要影响。光绪皇帝登基不久，19世纪最惨烈的“丁戊奇荒”刚刚显露端倪。袁保恒受命帮办河南救灾。他为了让袁世凯开扩眼界、增长才干，特意让袁世凯随行。说起来，在晚清官员中，袁保恒也是一名干员。在河南赈灾期间，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尽心于救灾事务，终因劳累过度，在赈灾后期因病去世。
袁保恒曾给两宫皇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题为《请及时修明德政折》，望文生义，这是一道为朝廷、为国家出谋划策的政策建议。他在奏折中阐述了对即将发生的严重灾荒的担心：“近闻除京畿一带得有雪泽，其余东豫江皖干旱之区尚多，民间有抉麦苗、草根而食者。地方官既不为报灾，复不为筹赈，饥寒所迫，聚为盗贼。咎岂尽在百姓，其情可悯，其患尤可虑也。”（《项城袁氏家集·文诚公奏议》卷六，清芬阁编刊，页16）
接下来的意见则体现了他的国际视野：“近者夷人议款深入腹地，擅布帛之利，而中国之耕织失业；擅舟车之利，而中国之商贾失业；擅营造之利，而中国之百工失业。齐民谋生计绌，莫不疾首痛心，况既夺其衣食之源，而又制以耶酥邪辟之教，使奸民乘势，凌轹善良，……”（同上书，页16）
袁保恒所说的“近者夷人议款深入腹地”，背景是1860年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其中包括公使驻京、开放口岸、自由通商、内地传教、战争赔款等条款。四国要求不同，英国重点关注开放口岸；法国重点关注自由传教；俄国关心的是掠夺领土，通过《北京条约》及之前的《瑷珲条约》，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其侵吞；美国关注的是“利益均沾”及最惠国待遇。
19世纪后期，大清王朝的“耕织”、“商贾”、“百工”，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与手工业作坊的水平。而此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动力方面有蒸汽机、制造方面有纺织机、运输方面有火车与轮船，这也就是袁保恒所说的列强“擅布帛之利”、“擅营造之利”、“擅舟车之利”。随着列强炮舰进来的价廉物美的近代工业品，必然对中国落后的经济格局造成严重的冲击，袁保恒的忧虑即在于此。袁保恒奏折中的三个排比句，体现了满清官员典型的闭关锁国心理，他谴责了西方列强利用产业与技术优势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与垄断，冲击和毁灭了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生产。
然而，在袁保恒上报这道奏折的30年前，两位德国学者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起草了一份意义深远的历史文件——《共产党宣言》，他们却高调赞扬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9、32）他们首先指出的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上书，页31）的确，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了遍体鳞伤，从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伤痕首先体现在“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同上）在马克思主义两个创始人的笔下，俨然绘制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早期图景。
《宣言》阐述的三个层次，差不多对应了袁保恒所说的那三个层次，即资本主义的“擅布帛之利”；“擅舟车之利”；“擅营造之利”，这三个优势正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命赖以扩张和占领国际市场的手段与优势，正是由于这些生产与技术要素打开了大清封闭的市场，冲垮了这个千年古国的经济格局。正如《宣言》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同上书，页31）
袁保恒所称的“耕织失业”、“商贾失业”、“百工失业”，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给落后的大清帝国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最具威胁的冲击，不是军事上的坚船利炮，而是列强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它才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有意思的是，《宣言》中竟然出现了作为中国标志的“万里长城”，竟然与“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相提并论。笔者不懂外文，不知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是否有问题。按照《宣言》的说法，大清这些“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因此“它必须被炸毁”（同上书，页32）。应当说，《宣言》的论述并不带有感情色彩，他只在阐述理念与事实。
从国人的角度看问题，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大清帝国的国门，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显然是野蛮的、邪恶的，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这当然是历史之“恶”、地球之“恶”。然而，这个在满清王朝眼里的西方之“恶”，却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宣言》的文字比较庄重与婉转，而下面的论述则显得尖锐而犀利，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608、609）满清朝廷的闭关锁国是历史性的常识，远在欧洲的马克思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用“隔绝状态”的“木乃伊”来形容，不是后来的什么人能够否认的。
如何看待历史进步之中的“必要之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哲学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感情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有一个著名论断——“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阐述了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237）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满清王朝就是这样的“神圣事物”，历史悠久、海洋般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就是这种“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对它们造成冲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在满清王朝眼里，显然是作为一种“恶势力”呈现的。这就是袁保恒为之“疾首痛心”的根本原因。
然而，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所指出，善与恶的区别从来不是绝对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433-434）“恶”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就是“恶”所具有的辩证内涵，它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旧事物往往把新生事物视为“恶”；新生事物成为旧事物之后，也同样把新新生事物视作“恶”。晚清的历史进程其实也体现了对于原本认为是“恶”的认可与接纳，比如，洋务运动接受了火车与电话，戊戌变法接纳了西学与新政，庚子以后又接受了立宪与议会。甚至袁保恒眼里的“耶酥邪辟之教”，在当时的“丁戊奇荒”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救助作用。随着观念的变化，“恶”的色彩逐渐淡化，似乎变成了不那么“恶”、甚至有点“善”、至少可以接受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